理想的中国行政法典不仅要符合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的形式要求，而且要满足具有中国特色、满足时代需求、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质标准。
[15]故个人没有针对国家享有的基本权利。[47]因此现行的宪法体制特别强调协调，在不同机关的关系处理中，特别注重给面子不伤和气，避免对立。
[1]行政诉讼的性质和功能主要是保护主观权利，还是维护客观法秩序，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在宪法体系中，第41条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施，除了以诉讼方式之外，还可以有其他选择：行政监督（行政复议制度、信访制度等）、人大监督、监察监督、检察监督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在政治功能之外，司法的法律功能逐渐凸显。因此，迫切需要对支离破碎的法理进行整合，进而完成法律制度原理的体系化建构。这种观念成为大规模立法时代的主流。
[22]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由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察委员会受理公民申诉控告，在理念和制度上并无障碍。[67]（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吕昶、渠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35页。[1]2010年前后，部分学者试图在中国语境下扩张不成文宪法，[2]遭到批评，[3]由此围绕宪法渊源曾出现一波学理争论。
[28]可见，法国的制宪者在宪法中采取了转致的修辞方法。就现行宪法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一文本毫无疑问是我国宪法渊源的集中且唯一的表现。既然审查者以自身意志随意决定着宪法内容，作为解释对象的宪法以何种形式存在甚至存在与否都不重要。若其机制构造有欠清晰，比如将不同层次的审查相混同，则可能进一步导致审查依据与审查对象的混同。
最高行政法院曾几次三番地称自己无此权力。但另一方面，法院利用基本法的不成文特性而日益恣意行使解释权，借助审查来与国王进行政治对抗。
[1]核心期刊在2000年以前仅刊发过1篇周伟教授关于宪法渊源概念的论文，其基于比较视角提出中国宪法渊源包括宪法典、宪法修正案、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文件、宪法惯例、宪法解释、条约和协议等。在某种意义上，与当下宪法实践保持一定距离，反而可以更洒脱地为现有讨论提供历史纵深。其开篇第一句如下：法兰西人民庄严宣告恪遵1789年宣言所明定和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与补充之人权和国民主权原则。相比之下，法国宪法区分法律的不同类型并配以不同的制定程序和审查机制，比如，其中的组织法等须受到强制的事前审查。
最显著的例子是以色列现行宪法，其由1958年以来陆续通过的一系列基本法构成，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宪法审查制度。[29]正因如此，宪法渊源的范围必然有其上限如前所述，我国的传统宪法渊源理论较为接近法国的古典学说阶段，客观而言，其四十多年的历史自然也不像法国学理那样已经具有百余年的沉淀。第三，相关实践为消除产生误解的土壤，既未完善法律分类制度，也未明确审查依据和对象的区别，而只是在不同称谓上下功夫，[64]这种状况进一步模糊了宪法渊源理论阐释的界限。
喻中：《谈谈我国宪法的实与名》，载《观察与思考》2001年第2期。必须强调《共同纲领》在三大宪章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本身在制定和通过程序上具有独特的民主性基础，[52]具有其他两项组织法所不具备的临时宪法性质，因此我国在共同纲领时期只有单独一部宪法典。
五、结语 宪法渊源的概念在我国已经存在不短的时间，但一直较多在实体层面泛指宪法的存在或表现形式，尚待与宪法审查机制有效结合。（二）特定宪法渊源的再辨析 《宪法》以外的其他特定规范文本常被错误纳入宪法渊源的范围，因此有必要专门辨析这些文本的地位，或者对学界已有辨析提供进一步的补充意见。
[33]但在1971年结社自由案中，宪法委员会判定：结社自由的原则是共和国法律所承认并由宪法序言所庄严重申的基本原则之一。[34]其中所谓的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系1946年宪法序言第1段的规定，即法兰西人民庄严确认1789年权利宣言所铭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以及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归根到底，审查依据与审查对象的关系还是需要在宪法审查中予以理解。参见F. Luchaire, Le Protection Constitutionnel des Droits et Libertés , Economica, 1997, p.14。（2）1875年2月25日关于公共权力组织的法律。宪法必须是具有形式封闭性的最高规范整体，它可以是多文本的集合，但不能泛化到包括法律和惯例等形式。
就宪法渊源而言，只有在界限清晰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实现与其他层级规范的内容沟通，否则，界限的虚化不仅无法带来有效沟通，反而会最终导致宪法渊源的泛化。现代宪治首先必须实现宪法的成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构筑宪法审查。
但宪法委员会为防止受到旧制度时期恣意审查的批评，非常谨慎地确定其内涵，在承认某项新原则时总是施加严格的教义性限制，[40]这些原则必须源于共和政体的立法（législation républicaine），[41]必须根植于共和传统并且具有连续性（未遭后继共和立法的否定）[42]和普遍性[43]，2013年以来的判例还进一步要求其必须与基本权利与自由、国民主权或者公权力的组织相关。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相比之下，法国宪法区分法律的不同类型并配以不同的制定程序和审查机制，比如，其中的组织法等须受到强制的事前审查。随着与宪法审查的结合，刚性宪法因这种优越性而成为一种超法律。
[46] 比术语使用更重要的是认知，即审查依据的内容开放性是防止宪法僵化的有效方法。随着近年宪法审查的推进，宪法渊源问题的潜在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它涉及审查活动据以进行的依据，在学理上厘清宪法渊源的概念并解决相关争议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法沃赫（Louis Favoreu）教授受到行政法中法律团概念的启示，在1977年巧妙创造出宪法团（bloc de constitutionnalité）[36]这一术语予以涵盖，即那些立法权必须遵守的具有宪法价值的原则和规则的整体，正如行政权必须遵守的具有法律价值的原则和规则的整体。[30] （二）宪法渊源的形式封闭性 多文本构成的成文宪法毕竟与单一法典有所不同。
发挥修订功能的文本并非独立渊源且非审查依据，甚至可能成为审查对象。[35]究其原因，如果每个部门法都忙于列举自身的法源，其相互间叠床架屋所导致的混乱，对理解整个法体系来说可能会是一个灾难。
[65]新近学说可以从规范角度获得充足的论证，但宪法解释的现实地位要复杂得多。否定惯例的渊源地位主要纯粹因为其实力不足以成为宪法，[49]也不乏人们对旧制度时期恣意性政治审查的高度警惕。
其中，第1项法律的第11条规定其自身只有在第2项法律通过后方可颁布。遵守成文法是形式法治的底线要求，[12]因此，成文宪法模式其实表达了形式法治的逻辑，既旨在否定现实主义对宪法渊源的先在性和必要性的轻视，也是为了确保宪法规则在教义学意义上的清晰性、明确性和安定性。
[18]参见[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现代法释义学则将宪法渊源作为一个重要前提，从而维护宪法渊源的纯粹性、宪法内容的明晰性和宪法解释的客观性。我国的宪法学、民法学等基础法学教材可以借鉴法国的做法，避免使用宪法渊源、民法渊源等概念，而是统一使用法的渊源，在介绍本国各种法源的基础上专门突出宪法的至上性。但是，解释不仅将宪法规定所包含的含义赋予给规定，而且解释本身就是宪法规定的含义，而这独立于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内容。
转致的方法是一种源自大革命的宪法传统，自1791年宪法开始的各部宪法大多仅规定政体问题，同时对人权宣言予以转致性确认。因此，法国宪法的复数结构是制宪者、释宪者和修宪者相互交织并协同作用的结果。
就以色列而言，多部基本法的结构源自制宪决定，其制宪大会在转为第一届议会后决定宪法每一章以基本法的形式由议会分别予以制定和公布。现实主义宪法解释论在当代法国一枝独秀，个中原因或许在于，法国历史上独特的宪法渊源和宪法审查关系实践。
[53]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第二，规则本身在文本载体上具有多元性，即它们出现在复数而非单一文本中。
